1944年春天，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傅雷在《万象》杂志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鞭辟入里的评论。在分析《金锁记》时，他对其人物刻画之入木三分、意境营造之出神入化、语言技巧之鬼斧神工等都予以激赏，认为这部作品“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同时，傅雷对正在《万象》连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彻底否定，认为无论内容还是语言风格，皆流于恶俗，预言这部作品“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正告作者务必爱惜自己的才华，严肃创作态度。

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被茅盾撰写评论推荐后，成为广受欢迎的作品。图为1981年出版的连环画版《百合花》。资料图片

1980年11月,茹志鹃致信茅盾，感谢茅盾先生为其新作品作序推介。资料图片

年少气盛的张爱玲对傅雷的耳提面命大不以为然，写了《自己的文章》聊作回应。晚年的她翻阅《连环套》羞愧难当，坦言“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傅雷的这篇评论文章，感觉仍不失为一篇见解不凡、文采斐然的妙文，给人以艺高人胆大、赤诚相见的鲜明印象。我们依然期待这样“有力量”的文学评论文章。

对好作品“叫好”也是有力量的评论

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本为文学之双翼，是一种相互砥砺、并驾齐驱的关系。但很长时间以来，文学评论似乎只会说“好话”了。并非文学评论不能褒扬，也并非文学评论必须吹毛求疵，这里所说的“好话”，实际上指的是那种“强将笑语供主人”式的言不由衷的“好话”，或是那种“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式的人云亦云的“好话”，或是那种“皇帝的新衣”式的自欺欺人的“好话”。

假如文学作品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又何尝不可以拍手称赞、逢人说项呢？这种毫无保留的“叫好”，同样亦是“有力量”的评论，而且意义重大。

1958年3月，茹志鹃在《延河》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以灵妙之笔写残酷的战争题材，讲究铺垫与神韵，讲究留白与象征，与当时流行的英雄书写风格迥异，却令人内心深受震撼。

茅盾慧眼识金，读后立即为之撰写精彩评论，通篇都是赞语。《百合花》得以转载于当年《人民文学》第6期，赢得好评如潮，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设若当年没有茅盾的披沙拣金和着意推举，《百合花》销声匿迹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中，恐怕是极有可能的。

培养优异的审美直觉和悟性

识人贤否不易，道作品长短亦难。好的评论家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理性思辨能力，更要有优异的审美直觉和悟性。二者兼具，方能对作品的内涵进行精辟阐发，方能对作品的得失作出令人信服的评判，并提出中肯的建议。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操千曲”与“观千剑”，意味着长期不懈地流连于古今中外文学原创经典，孜孜不倦地含英咀华。

应该说，诗乃一切文学之核心。无垠的想象、极致的抽象、神秘的哲理，最是集中于诗中。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是诗性的充分呈现，《红楼梦》《阿Q正传》《雷雨》《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局外人》《老人与海》《边城》……我国自古就是诗之王国，天人合一观念始终统摄着文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象思维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看家本事。要加倍增强审美感知能力，必须多读诗，多读诗性之作。中国古代的诗话，对培养审美眼光尤为得力。而西方深刻的文艺理论著作，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理性思辨能力，深化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并启迪我们找到恰当的研究视角与学术路径。

有生命力的文学评论，建立在真切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只是冷冰冰的就事论事，干巴巴的逻辑推理。评论家首先应该从文学作品中体验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感动和灵魂震撼，引发深入思考，然后才去抽绎和总结隐含其中的某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少学者发现，将西方现代人文社科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打开思路、拓宽视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颇有裨益，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对文学作品缺乏真切生动的审美体验与感悟，文章写得生硬艰涩，了无生气，让人难以卒读。

好的文学评论要开拓创新、持论有据

文学评论界少谔谔之音、多好好之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近来一段时间专家学者已从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究和反思，此不复论。除此之外，大概还有“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长期接受这样的心理暗示，在评价作家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收敛起自己的直性和锋芒，谦恭自持，温柔敦厚，只关注好的、有价值的地方，忽略差的、有缺陷的方面，以免伤人自尊，从而规避可能引起的麻烦与争执。“礼之用，和为贵。”为了“和”而按下内心的种种“不同”。顾忌多多，思维势必受到局限，研究思路就易于循规蹈矩，难以创新，难以出彩。

事实上，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就成为一个独立而客观的存在。评论家有必要抛开世俗的私心杂念，依照自己的认知与体悟，对作品的价值进行阐发。唯有这样，他才能有新发现、新收获，评论才能有的放矢，发挥实效。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需要一种为达真理无私无畏的勇气，褒贬出自公道，推论源自真凭实据。评论家也务必坚守学术良知，把研讨限定在文学的界域之内，秉持公道心与同理心，持论有据。作家最要紧的是拥有一颗平常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进行文学评论，再三再四的文本细读自然必不可少，而评论者与作者双方的沟通交流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彼此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对作者而言，通过这种推心置腹的交流对话，他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幽微角落抑或潜意识层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对自己作品的结构设置、推进节奏、语言技巧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常常会有不期而遇的顿悟。对评论者来说，则会因这种智慧的碰撞而灵光四射，发现新的研究切入点、打开新的研究界面。

研究已经过世的作家，各种史料诸如作家本人的谈话、日记、亲友回忆录、作家年谱等，有必要加以细心研读。路遥自传色彩很浓的小说《人生》，读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原型是作家本人，而对书中女主角巧珍的原型则很少追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评论家程旸《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一文，通过对路遥生平各种史料的深入分析，认为巧珍的原型有村支书刘俊宽女儿刘凤梅、路遥初恋女友林红、妻子林达等多位女性的投射，亦有路遥自身的影子——面对文化心理强势的北京女知青，路遥在恋爱、婚姻关系中始终是十分软弱和自卑的，其本人在彼此交往、相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种种酸涩苦痛，都为他写活善良、痴情、怯懦的巧珍这一农村女孩形象注入了养分，“路遥在巧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困守乡下无法施展的制度性障碍”。这就超越了个人层面，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具有多重关联。这样的视角对研究其他作家的创作心理亦很有启发。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和技术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这段话也适用于文学评论，只不过解决科学问题需要数据分析，而解决文学问题则需要史料支撑而已。

文学创作，需要才情、学力和呕心沥血的忘我投入，方能有所建树；文学批评，相比之下对理性思辨能力的要求更高一些，需要在类比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多下功夫，但同样也和作家一样，需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博览群书，取精用宏，有开阔的视野，有深刻的洞察力，有敏锐的判断力。唯其如此，面对文学作品时，方能独具只眼，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并能左右逢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