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实名制平台、减少工资支付环节……

　　总承包单位收回工资代发权剑指暗箱操作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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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名制平台建立、总承包单位收回直接的工资代发权，让建筑劳务市场克扣工资等乱象减少，用工更加规范。随着改革的深入，业内人士认为，以劳务企业综合分包为主的传统用工模式将走向以施工作业企业单纯提供合格劳动力资源为主的新型用工模式。此外，总承包企业将向工业化生产转型，建立自有技工队伍，从而打破劳务外包工比例较高的现状。

　　9月24日，因为人员工资的一些数据需要核对，詹朝湘电话通知钢筋组的班组长宋丰（化名）到项目办公室沟通。坐在工位上透过一楼窗户，她看到头戴安全帽、身穿安全背心的宋丰大步朝自己的方向走来。作为劳务实名制管理专员，詹朝湘当然清楚，宋丰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班组长，而是钢筋班组40余名工人的劳务经纪人，转型前也就是业内俗称的包工头。在几乎所有的建筑工程中，不同工种的“宋丰们”一直是项目建设者中微妙的存在。

　　包工头，一个10多年前明确被政府在行业内取消的身份，正逐步从建筑劳务市场消失并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他们手中攥着紧俏的工人队伍，工程单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们，但也同样在多方面心存戒备。随着实名制平台建立、总承包单位收回工资代发权，由包工头带来的克扣、拖欠工资等乱象减少，用工逐渐规范。

　　工程方组织工人存在一定难度

　　“越过劳务经纪人，真的就招不到工人吗？”

　　“能，但远远不够。”面对记者的提问，詹朝湘的回答斩钉截铁。

　　詹朝湘目前所在的中建四局三公司首开晟泰项目，采用的是小班组管理模式，农民工人数多、流动量大，因为工作需要，她和班组长之间打交道频繁。今年初疫情期间项目复工过程中，她也亲眼目睹了在组织工友们归队时劳务经纪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尽管我们派出了车到工友所在地去接，但也可以说人是他们组织回来的”。

　　随着规范建筑劳务市场的政策逐步出台，包工头的用工形式被杜绝了，以前的包工头纷纷转型以劳务经纪人的身份组织工人与工程方对接。

　　詹朝湘称，当前绝大多数劳务公司名下只有少量的管理者，没有稳定的工人队伍，“没有劳务经纪人的话，现阶段组织工人有一定的难度”。

　　建筑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工人作为支撑。由于建筑行业技术含量低、门槛低，分散灵活的建筑工人需要劳务经纪人作为纽带连接上工程方。在中建科工西部大区任安全总监的高成子，有着10余年的工程单位从业经历。他告诉记者：“过去的包工头、现在的劳务经纪人，手握工程资源和人力资源，无论对于总承包企业还是农民工而言都掌握着话语权。”

　　“农民工班组通常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包工头一般是团队中最初的务工组织者，威信高、影响力大，班组成员对其有着较强的身份和情感认同。”高成子认为，也正是因为这样，尽管作为又一层赚差价的中间商，包工头即现在的劳务经纪人的存在无疑会提高用工成本，但至少在当前，仍是工程建设中很微妙的存在。

　　劳务经纪人手中筹码越来越少

　　詹朝湘目前所在的项目一共与10个劳务公司同时合作，每个月都要与不同工种的劳务班组长进行工资的最终核算，之后再将他们提交的工资表在项目上公示。这样的管理模式曾因透明度高而遭到劳务经纪人的不满与抵制，不过改革的大势已然不可逆转。

　　去年以来，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可以实时记录农民工进出工地、考勤、工资支付等信息，发生劳资纠纷时，这些信息可作为真凭实据助农民工维权；通过平台可以建立工资专户，实行银行代发工资制，防止发生欠薪；此外平台还能显示农民工技能水平等信息，相当于为其制作电子简历，有助于流动频繁的农民工找到合适的工作。

　　“实名制用工改革后，很多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中建三局北改之星中际广场项目经理吉声宝告诉记者，过去进场工人干了多少活、干了多长时间、工人工资占比多少，工程方不掌握，只有劳务经纪人心里清楚，因此劳务经纪人对上对下都具有很高的裁量权。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后，多少工人进场、工作时长都有明确记录，再通过产值对工资进行核算，工资克扣等乱象没有了暗箱操作的空间。

　　此外，在采访过程中，工程方单位的相关负责人都提到了5月1日正式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其中明确提出了“工程建设领域推行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制度”。“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工资支付要经过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包工头等多个环节，容易被截留、克扣的问题，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发到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工资支付环节减少。这样的规定虽然加大了总承包单位的管理压力，但却是一项对劳务经纪人强有力的限制举措，他们手中的筹码越来越少了。”吉声宝说。

　　总承包单位向建立自有技工队伍转型

　　尽管劳务经纪人的实力与势头锐减，但短期内，工程方在建筑市场的用工仍无法完全摆脱他们的制约。

　　中建科工四川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博在基层项目摸爬滚打10余年。在他看来，包工头的角色在建筑领域消失或被取代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农民工群体真正转型为产业工人，就业不再是群体组织化的行为，而是自主选择；另一种则是包工头、劳务经纪人成长为规范的劳务公司或是进入劳务公司成为人力资源的管理者。

　　“目前市场上只有极少数从早期包工头升级转型为合法规范的劳务公司。”詹朝湘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项目今年以来最高峰时用工量在400人左右，其中由劳务经纪人带队进场的情况仍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根据她所了解的情况，在合作的10家劳务公司中，仅有1家是真正从包工头起步、历经10余年时间发展成劳务公司的。

　　不过，对于当前建筑市场的劳务用工走向，王博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随着建筑业步入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一方面以劳务企业综合分包为主的传统用工模式将逐步退出舞台，走向以施工作业企业单纯提供合格劳动力资源为主的新型用工模式。此外，装配式建筑体系的兴起，也将促使总承包单位向工业化生产转型，建立自有技工队伍，从而打破劳务外包工比例较高的现状。

　　“为了避免劳务纠纷和结算争议，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精细化劳务发包计价模式，将劳务队伍利润明晰化，这样对企业精细化管理和项目质量安全管理都十分有利。”王博称，尽管在用工制度改革的过渡时期，劳务企业、施工队和班组承担总承包企业施工作业主体任务的地位不会改变，但这些新举措、新路径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劳务用工朝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记者 李娜 本报实习生 何宴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