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在工作权利部分提到，全面贯彻就业优先政策，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具体措施包括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将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纳入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之中；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着力帮扶生育后再就业妇女、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困难人员就业等。
就业是人权的重要部分，就业公平也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毋庸讳言，就业歧视侵害的不仅是个人的公平就业机会，也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经济秩序。生存权是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利是实现生存权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平等就业权也是人权体系的重心与精髓所在。
纵观当前就业歧视现象，所涉及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以健康与相貌排斥为显性的“先赋歧视”、以女性角色排斥为特征的“性别歧视”、以学历层次与学校身份为中心的“学缘歧视”、以专业名称审核为门槛的专业“资格歧视”、以35岁为条件限制的“年龄歧视”等。
不容忽视的是，就业歧视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接连不断，一些用人单位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招聘公告中限制特定人群报考。在整个社会反就业歧视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就业歧视类别也在逐步扩大，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思。
一者，法律规定对就业歧视的界定与约束需要更加细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对就业歧视的规定都是概括性、原则性的话语——“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也没有将“户籍、地域、相貌、身份、健康、年龄、外貌”等客观存在的歧视类型纳入法律限定的范畴之内。有人认为，歧视是道德问题，但是当歧视行为侵犯了公民法定权利，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
在国内一些招聘场合，很多歧视行为尚未得到有效约束，有的歧视性言论堂而皇之地出现，面试官甚至还会设置一些“陷阱式”问题，形成对特定人群的“隐蔽性歧视”。现行法律体系中的相关条款多具权利宣示性和宏观原则性，对就业歧视的界定相对模糊。而用人单位如果随意设置招聘条件，很可能导致各种就业歧视现象普遍化。
二者，要进一步提高就业歧视的违法成本。对就业歧视的行为应当设定一定的行政处罚，并由相应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如罚款、责令整改、关闭与吊销营业执照等。例如，今年3月起施行的《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规定，违法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最高可处以3万元的罚款。加大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行为的惩罚力度，既要责令其纠正错误做法，也要视情节轻重予以惩戒，同时可责令违法单位对受到侵害的求职者进行补偿。
三者，公共部门和社会要不断降低求职者受歧视的维权成本。一个普遍的社会倡导是，当年轻人遭到就业歧视的时候，应当懂得拿起法律武器，勇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在不少时候，不是年轻人不懂得使用法律武器，而是由于刚工作的毕业生社会经验不足、经济能力有限，就业歧视诉讼不仅举证难，也耗费大量时间成本，不少年轻人甚至直接放弃诉讼权利。因此，不能将反就业歧视的任务完全交给劳动者自己，更应该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与纠纷处理机制，完善公益诉讼和快速处理机制，畅通纠纷解决渠道。
向就业歧视宣战，消除职业歧视现象，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人才招聘应当发挥破除就业歧视的带头作用，民营企业也应切实承担起反就业歧视的义务，除却对用人单位加强公共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呼吁，更需要完善具备操作性的法律制度设计、执行程序设计，以引导就业市场朝着规范性、有序性的方向发展，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