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一位重要领导人。他对党的历史上两次重大历史性转折作出了独特贡献：一是在事关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中，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二是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折中，推动了由内战向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
深刻反省，认识“左”倾错误思想。张闻天历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错误并坚决改正，在剖析中认真检讨自己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负更多责任。他认为自己缺乏实际经验就需要补课，并且坚定地做下去。
1931年，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张闻天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具体工作中逐步认识到“左”倾错误的问题。面对博古、李德的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导致红军陷入被动局面的情形，张闻天开始质疑这种路线的正确性，并与之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特别是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对博古等人提出了批评，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打消耗战的错误做法。
鉴于第五次反“围剿”屡屡受挫、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的情况，张闻天通过观察时局，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寻找解决思路。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他从斗争实际出发，总结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法以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经验，提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性，预示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意图。针对各个战线敌我力量的差异，他提出了革命的长期性问题。同时，指出要想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这些观点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军事路线存在“左”的错误而要予以改变，为我们党后来提出正确的战争策略提供了有益思路。
坚持真理，促成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张闻天坚持“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长征途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从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在政治局内同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红军湘江战役遭受严重损失而博古、李德仍要坚持错误行动路线的危急关头，张闻天带头支持毛泽东关于转兵贵州的建议，使该建议在1934年12月12日的中央紧急会议上得到多数赞成而通过，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1月17日，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反报告”，这就为遵义会议作出决议之前形成了正确的导向，为会议完成预期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张闻天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张闻天实现了个人思想上从摒弃“左”倾到反对“左”倾的彻底转变。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被推举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不仅支持毛泽东，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而且密切结合当时斗争实际和广大指战员思想状况，宣传决议内容和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维护了遵义会议的胜利成果。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这是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中发挥作用的高度评价。
审时度势，推动从内战到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张闻天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道，为实现从内战到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对当时新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报告、发言等方式紧锣密鼓地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和策略。在瓦窑堡会议上，张闻天主持会议并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要使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地大胆地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该决议与会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折。
1936年3月，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进行了研判，分析了不同势力、派别或阶层的表现情况，明确指出建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是目前的关键。9月，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因而把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不适当，蒋军全部或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由此，我们党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36年12月13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大多数同志提出的“除蒋”“审蒋”主张，张闻天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应当尽量争取、分化和孤立妥协派，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和方式。1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的主张，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他对时局进行冷静分析，提出了“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的策略。此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所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两个文件。之后通过一年半之久的国共抗日合作谈判，最终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全面抗日战争的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和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