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七月四日，有幸与群艺馆摄影家陈之涛、《陇苗》月刊同事黄金钰和司机小刘去临潭、康乐交界的莲花山一带，据说那里开始恢复一年一度的花儿会，我们算是一次采风吧。
兰州一百二十里到康乐，途中被油画般金黄色油菜地景象震撼，摄影家老陈不愿走，我们也兴奋极了。雨后麦田更显绿浓，恰有一人从远处移动，披着红色雨衣，隐约传来他的吆喝声，散开的牛、羊沉重地在绿浪中窜动，陈之涛大喊：“这是上国际影展的镜头！”大家虽然念念不舍，但我们的目标必须尽快到达，接着驱车九十里到莲花山脚莲麓公社。临近时先后有两处拉起马莲绳，挡道对歌。正好俩女歌手骑马过来，被俩男牵绳拦住，对歌时，我们各就各位忙着拍照、录音。黄是搞音乐的，连说：“难得难得！”下午三点抵，俨然一个物资交流会，一片叫喊，转了一圈，十分简陋，没有几样商品，公私饭食一律单调无味，中国何时回到美食之邦？晚在一个小桥边听歌，对花的“串班长”神态严肃，唱花的“牡丹”们个个嗓音高亢婉转，她们不知疲倦地在淅淅沥沥的雨中大吼大叫，似无终止。
回想起莲花山另一边、我一九六五年社教之地白土坡，当时经过反复鼓气，陈灶及、马召莲等女子冲破“不能在村里唱花”的传统观念，在一个夜深人静时突然让“花儿”响起来，令全村人震惊。后来，又多次组织开会时对歌，高潮是白土坡到临村秋峪元旦联欢，进村路口双方对唱。往事历历在目，那时没有机会上莲花山，今天实现久已的愿望。然而，社会主义文明并未如有的人所陶醉的那样已经深入人心，这里实乃千百年来一代代群众的自娱自乐，就是这样，又往往有《刘三姐》中“莫老爷”式形形色色的“大人”出来加以限制甚至扼杀（文革后竟还有“县太爷”发“告示”明令“禁歌”，声称“漫花儿”破坏生产、败坏风气等罪达十条之多），好像唱山歌就要亡国，“吃二遍苦”！我眼前所见，仍然还是传统的复兴，且远未达到传统的盛况（据说天气好时达几万人）。让人感动的是，为了这一点自我娱乐，四面八方人头如潮，有的人为此要走几十里甚而上百里路，那些“好家”、“唱把式”，只为一年一度重逢，吼一嗓子，过一把瘾。（花儿会结束时，歌手们泪眼相对，约好明年见。“心里抖得慌，哭得像牛吼，心上痛得咋放下哩。”）
晚，十二点了，公社招待所外，于寂静中不时传来如歌如泣的花儿对唱，要知道明天他们才正式上山摆开阵势呢，精神之好难以想象。莲花山浪山，最大的意义应该是汉族同样有类于少数民族的精神节日。
次日早，每人带两个饼子乘车上山，二十多里山路，沿途见流水、小电站，到达火烧洼，有处山头平台，听一社员说这儿离白土坡仅五里地，一晃十六年，社教过的白土坡如今怎样了？遇白土坡刚尕山的中年妇女，说：“现在‘包产到户’才稳扎了！”“前几天，一些人把村前后的林子一卦砍了，公安局正在处理。”一路攀谈，一个小时后到了“堂房台”，才是真正的莲花山脚，再走一个多小时方达山顶，要经过头天门、二天门、娘娘庙等等。不知从哪里冒出个道士，拦住农民要香火钱，同时有许多人虔诚地磕头，原来这里是有一个庙的，文革时夷为平地。此刻搭了几个帐篷，卖羊杂碎、面馍，而且摊主都来自白土坡，让我惊喜的是，见到那个敢于毫不遮掩地追求心中所爱的马召莲，然而今天看见的她，衰如中妇，满是皱纹，现状如此平淡，那当年忘情地将信物
放到她单相思的男人（公社干部）枕头下、她满腔热情地投入一•社教中的活动、整团会时与小伙子无所顾忌地打打闹闹、在那个深夜同陈灶及一起勇敢地让“花儿”脱口而出，令山民有了一个不眠之夜，那么她究竟还会回忆什么？寄希望于什么？过去的年月并没有改善她的境遇，她说：“我再也没有唱过了，到这里就是卖羊杂碎。”眼前的她精神还有什么“闪光”呢？是她一眼认出我，喊“爸爸（当地人称呼叔叔），陈组长（社员对外来干部的统称）爸爸！”还有当时几位青年团员，围上来热情又不免胆怯，我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有个叫小马的小伙说：“你当时常常抱我哩，还说：‘瞧这匹小马’！”要走时，马召莲要我们一行每人吃了一碗羊杂碎。此行不虚，见到白土坡年轻的一代，了结多年一个宿愿。
然而，我们还是没有走到山顶，因为来来去去的“好家”说，“攀到顶也就是现在这样了”，原因是莲花山花儿会刚刚苏醒，来者远没有想象的多，对花的歌手，大多就地在山脚和附近田野通宵达旦地唱，似乎有种迫不及之感，唯恐失去机会。我想，这正是那些“莫老爷”造成的恶果。
我们一行第三天下午，雨中到离县城五十里的五户公社，石书记沏了茶，说：“群众包产后讲：过去怕客不怕贼；
如今怕贼不怕客。”进来三个青年，七六年在此插队，自费来莲花山，他们对农村和“花儿”的感情，工厂和家人都不理解。他们虽“哥们哥们”叫，都一派正气，说不想只为赚钱糊口；又找不到好的出路。讲起“花儿”个个来了精神，“回兰州了，忘不了‘花儿’，专门请假回来看看。”
满山油菜，雨中添几分迷离朦胧，显得特别厚重，陈之涛还在摄影。我与一位“唱家”聊，他叫马得胜，卅岁，来自鸣麓公社尕路大队，瘦小黝黑，两眼布满血丝，已经四天三夜不歇气地唱，真是奇人。听说来了省上的人（就是我们），特意在此等待，唱时仍然轻松自如，吐字清晰，尤其内容翻新：“唱哥哥好，这样的人才哪里来？”“我送哥哥火车站，火车站上买通票，今年去了明年来，明年不来再不来。”“白飞机飞得高了，北风里空中响了，胡耀邦上台了，人民者心上到了。”
晚，雨中走来三“唱家”，朱淑秀，四个孩子的母亲，是“串把子”。用莲花山特有的直嗓编唱：“今年包工包产了，屋里粮食放满了，信用社有存款了，从前的愁肠乐展了。”刺梅花和王琴英，她们都三十多岁。朱淑秀七七年唱花，被一位县上的“莫老爷”点名，扣了口粮。朱说：“逼我写检查，我让男人写，下狠心再不浪山了；没想政策变了，今年从公社唱到县又唱到州！”“刀刀切了白菜了，去年土地包给了，群众做活有心劲了，浪开山是高兴了。”“红心里，四股叉，包产到户好处大，群众想吃啥是啥，辣子面、肉疙瘩。”在暗处休息的马得胜按捺不住，大模大样走拢唱了一伙，无奈三女不买账，扯开嗓门压倒地唱得更响了。到十二点结束，我们给每位歌手送一包水果糖。
? 回县路上，脑子里全是“啊，叶俩儿，叶俩儿......"
【附言】花儿——甘肃青海相邻地区的最为流行的民间歌曲，同时也是多民族的一项群体文化社会活动，一九六五年我在临潭社教的羊沙公社白土坡，就靠近花儿活动的主场地莲花山。可惜，那时我没有机会去，实际上群众恐惧被当“四旧”，也没有人敢到那里唱。但我恰恰以宣传“社教”为名，在白土坡大队发动年轻人大唱以四清和阶级斗争为内容的花儿，由于传统观念认为花儿系言情，不宜在村里发声，所以开始时，姑娘们颇有顾忌，了解到这些女子在婚姻上都有苦水无处倾诉，当时就抓住花儿为突破口，果然一个晚上，在我们工作队的极力鼓励下，她们终于脱口而出，在一面坡住的白土坡的人家，忽然都推开了窗，渐渐可以听到轻言细语的议论，后来越来越多的山村农民说话声越来越大，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常之夜。那时花儿越唱越响，无所顾忌的样子，她们从对真正婚恋的渴求唱到社教运动带来的变化。第二天，我以为会被村民责备，意想不到的是，她们冲破约束的举动受到普遍的赞扬，一个逢会必唱花儿的新风气出现了。社教工作团为此要我写了开展花儿活动配合社教的材料。
从此，“花儿”也是我，一个南方人的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