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有30多余年，但他严格教育我的故事却让我难以忘怀……

（一）

父亲把我的上学当成了家中头号大事。

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到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使这，父亲仍然坚持让我上学。一次，我突然患了水豆痧，满身红晕，满身子粒，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成天就像吃了迷药一样，躺在炕上迷迷糊糊的。爸爸见我不能上学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是请游医，又是求神灵，但都不太见效。突然间，李仙娥家访，讲了一个刮痧的偏方。父亲立马就找来一枚铜钱，让妈妈到灶房倒了些小油，然后用铜钱蘸小油，与妈妈替换着在我的身上和胳膊上刮来刮去，反复刮了几天、几十次，我的病才渐渐好转，那些天，父亲什么都不干，专门待在家里伺候我。

又一次，天下大雨，巷里水深，我无法去学校。爸爸立马脱掉鞋袜，软起裤腿，戴上草帽，把我背着送到学校。第二次下雨，爸爸不在家，妈妈让我穿着棉鞋踩雨、提着单鞋上学。爸爸知道后，立马在家里找了两块比较大的、四块比较小的木板给我钉了一对“脚踏”，就是那种上面一块同鞋底一样大，其它两块竖着钉在这块木板的下面，一前一后，然后再在上边木板上打好两个小孔，串上麻绳，下雨后再把麻绳绑在脚腕上踩水的“雨具”。后来，供销社里来了雨鞋，爸爸就借钱给我买了一双，爷爷说：“囤孩（我的奶名），可知道这双雨鞋的分量？”我说：“知道，知道，这不是望子成龙吗？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家人的企望！”

（二）

    父亲耐心教我学算盘。

父亲是个农民，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字，邻里尊称他为“王先生”。大概就是因为他的一技之长吧，我在小学阶段，他特别强调我学打算盘。但不知咋的，我就是不爱这个，甚至还顶撞他：“我将来就不靠这个吃饭！”父亲听了十分生气，先是大发脾气，后用好话劝我，一来二去，我也只好跟着他学打算盘。每天晚上，他都把我拧得很紧，很紧，不学完他定的课程我是 不能睡觉的。“强将手下无弱兵”，他终于把我培养成了“行家里手”。1954年我暑假回村，被吸收到了省里派来的经济调查组，负责计算和填写半个村的数字和表格。每当我在各家各户用算盘现场计算、填表时，大爷、大伯们见我那利索劲，无不夸奖说：“行，象他爸！”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也不禁感激起父亲来。

（三）

父亲爱我，但越爱就要求越严。

一次，妈让我到村西地里给看瓜的爷爷送饭。回来时，我见引弟棉花地里有不少日本南瓜，便顺手摘了一个。爸一见，就当即追问：“从那里摘的？”

    我骗他：“是从咱家地里摘的”。

    “胡说”爸火了，“咱家地里根本没种这号南瓜！”

    妈连忙跑过来，边护边说：“不就是一个小南瓜吗？以后不摘就是了。”

    “什么小南瓜？”爸爸越发认真起来，“小时不补，大了吃苦！你这样性惯他，不是爱他，而是害他……”

    我知道爸的为人，只得坦白了事情的经过。父亲这才静下心来，给我讲了不少道理。我满以为烟消云散了，谁知就在我将要离开时，他竞“命令”我：“去，把南瓜给人家送去！”

    天啊！我的脑袋一下子炸了，因为去南巷要经过两条巷，正是下晌时，满巷都是人。“这可咋办呢？”妈妈一听也急了，忙和爸爸吵：“孩子知错就行了，怎么还要送回去？娃以后还在巷道走不走？”爸爸这次没发火，但更为严肃地说：“正是为了他能堂堂正正做人，才要他把这件事铭记在心。”

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对我一生人品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使我逐渐形成了“干干净净做人，明明白白办事”的品格。在党的培养下，我先后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协秘书长等职，我都是力争做个干干净净的人。

（四）

我担任公社书记后，父亲对我的要求更严格。

为了监督我好好为农民服务，他竟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来回走跑了180里路，到王范、下马、刘村庄等村“微服私访”我。

1971年10月，县核心小组派我到王范公社担任党委书记。那时我才31岁，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公社书记，地区还让我代表这个层面参加了省党代会。

可是孩子再有出息，在爸爸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除了每次回家反复叮咛外，还到王范各村微服私访我呢！

1973年秋的一天，我刚从地里劳动回来，王范六队一位社员风风火火跑来向我报告：“我队来了个老头子，到处打听你在这里的表现，不知要干什么？”

正说着，又从下马和刘村庄跑来两个队长，同样也是说这事。

我正纳闷着，父亲突然掀起门帘走了进来。

那三人不约而同指着我爸说：“就是他，就是他！”

我忙说：“这是我爸。”

大家这才惊讶地互相看着。

爸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后，忙解释说：“我怕他不好好为咱农民办事，才悄悄打听他在这里的表现哩！”

我明白，这是爸爸在微服私访呢！

大家听了，也不禁肃然起敬。

    “严是爱，宽是害”。父亲的严，不仅成就了我的学业、事业，更重要的是教我学会了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有道德有知识的人，为国家出力为人民办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