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明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正如民谣所唱，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

　　在北京密云，就有这样一位母亲。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她的英勇事迹。抗日战争期间，她献出了丈夫和5个孩子。她就是被誉为“英雄母亲”的邓玉芬。

　　终于盼来了八路军

　　邓玉芬，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自幼家境贫寒，后嫁到了张家坟村。她和丈夫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邓玉芬，生就一副刚强的性格，她不怕穷，不信命，相信只要努力，家里人丁兴旺，日子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她和丈夫含辛茹苦地拉扯起7个儿子。

　　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失败后，密云长城以外的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划入伪满洲国，邓玉芬的家乡从此坠入了日伪统治的深渊中。邓玉芬一家的日子愈加艰难，为了糊口，三个大点的儿子只得离家外出去扛活，夫妻俩也被迫带着几个小儿子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

　　生活上的困苦还在其次，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侵略者不但不许中国人使用中国的年号，还强迫中国百姓忘掉自己是中国人。邓玉芬虽没有文化，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心中充满了仇恨，每年祭祖时，她都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儿子们：“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邓玉芬和乡亲们盼望着中国军队早点打回来，盼啊盼，终于盼来了八路军。那是1940年4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0团进入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6月的一天，几个八路军战士来到了猪头岭。这是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当她得知这是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是穷苦人自己队伍的时候，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地高兴。她一遍遍地聆听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觉得句句都说在自己的心坎上，越听心里越豁亮。她开始懂得了只有穷苦人都行动起来，拿起枪杆打日本，才能救国救己。

　　“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

　　不久，10团参谋李瑞徵来到村里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任宗武商量：抗日咱都得上，别人家出钱出枪，咱不能眼瞅着，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任宗武二话没说，揣了块糠饼子就连夜出去找儿子。

　　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邓玉芬的大儿子任永全、二儿子任永水加入了这支游击队。从此，邓玉芬的心就和八路军、游击队紧紧连在了一起。9月，三儿子任永兴不堪忍受财主的欺凌跑回家来，邓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又送三儿子参加了白河游击队。

　　不久，游击队改编为主力部队，到外地作战，邓玉芬托人给三个儿子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

　　三个儿子在外抗战，邓玉芬在家也没闲着。她承担起全部家务活，还带着几个小儿子开荒种地，让丈夫腾出身来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邓玉芬自己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过八路军和县区干部。

　　1941年秋末，日寇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万人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

　　在这种残酷的斗争形势下，邓玉芬叫丈夫又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五儿子找回来，参加村里的自卫军模范队，坚持无人区斗争。至此，邓玉芬家里，除了未成年的六儿子和七儿子外，全部成为抗日队伍中的成员。

　　丈夫儿子为国捐躯

　　1942年春，借住在山外亲戚家的邓玉芬响应抗日政府“回山搞春耕”的号召，决定重返无人区。邓玉芬让丈夫任宗武和四儿子、五儿子先回山里，照料在柏梯子养伤的白河游击队队长任永海，自己在城里搞种子准备回山里种地，不料这竟是永别。

　　日军得知任永海的藏身地点后，100多人穿着便衣，装成打柴的，在傍晚包围了村子。霎时间，机枪、步枪炮响成一片。年迈的任宗武刚想跳过院子外的小沟，不幸胸部中弹倒在沟边，鲜血顿时染红了白粗布衫，当场牺牲。邓玉芬的五儿子也在这场战斗中牺牲，四儿子被抓。

　　父子三人一夜之间死的死、抓的抓。邓玉芬得知噩耗后，犹如五雷轰顶，几次晕厥。然而，当她清醒后，做了一个决定——回无人区！她不顾亲友的劝阻，拉起两个小儿子，坚定地对他们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

　　就这样，邓玉芬怀着对日寇的仇恨毅然回到猪头岭，拿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刨地播种。她只有一个念头，把丈夫和儿子的活都干出来，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

　　然而，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942年秋，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儿子任永全，于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子任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子任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

　　猪头岭上有个邓妈妈

　　面对一次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面对一个又一个沉重打击，坚强的邓玉芬咬牙挺着。她眼里没有了泪，有的只是对日寇的仇恨和怒火。她笑得少了，但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每天拼命地干活，春播、秋收，做军鞋、照料伤员，从早到晚一刻不闲。

　　她对子弟兵更亲了，在她心里，每个八路军战士都是她的儿子，都是她的希望。她的家成了战士的经常性住所，每个战士到了她这儿就像到了家一样。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病员接屎接尿，喂汤喂水，她从不嫌烦。她把倭瓜子、甜杏仁都攒起来，炒得香喷喷的端给战士们吃，还磨了玉米面给战士做贴饼子，自己和孩子就以野菜、粗糠充饥。她养的几只鸡下了蛋，最小的儿子馋得流口水，她却对儿子说：“小七，这是给叔叔养伤用的，你不能吃！”每当伤病员痊愈后要离开时，她都像送儿子出征一样，把衣服洗净补好，带足干粮，仔细叮嘱着，把他们送出老远、老远……

　　自打八路军来了那天起，谁也说不清邓玉芬家究竟迎来送走了多少战士，养好了多少伤病员。那时，由于缺医少药、少粮，战士一旦受伤，就意味着要忍受巨大伤痛折磨，往往还要面对死亡。但10团指战员和丰滦密根据地县区干部、游击队员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坚毅善良的邓妈妈，只要到了邓妈妈家，就有了生的希望。

　　“咱们胜利了！”

　　1944年春，日伪再次对无人区发动疯狂的“扫荡”。邓玉芬背着最小的儿子躲进山洞里。

　　山洞阴冷潮湿又没有吃的，孩子生病发高烧，大声哭闹。正巧日伪搜山，如果被敌人听到，不仅母子二人丧命，必然还会给旁边山洞里隐藏着的区干部和乡亲们带来杀身之祸。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情急之下的邓玉芬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絮，一狠心塞进孩子嘴里。孩子猛踢猛挣，邓玉芬紧紧把他搂在胸前，死死捂住孩子的嘴。

　　过了许久，敌人终于走了。邓玉芬忙把棉絮扯出来，可怜的孩子已经脸色青紫，奄奄一息。邓玉芬心如刀割，焦急地摇晃着孩子，一声声呼唤。好半天，孩子才缓过气来，可怜巴巴地望着妈妈，用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妈妈，我饿，饿……”邓玉芬的心都要碎了，她多想豁出这条命，冲出去给孩子找点吃的来，可此时，敌人还没走远，为了不暴露乡亲们，她不能这么做啊。

　　就这样，不满6岁、连个大名都还没取的小七连病带饿死在妈妈的怀里。邓玉芬再也承受不住这丧子之痛，她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声：“孩子！”当即昏死过去。当邓玉芬从昏迷中醒来时，乡亲们含着眼泪告诉她，小七埋在山坡上。邓玉芬挣扎着来到孩子的小坟前，扑过去失声痛哭，泪水扑簌簌滑落。

　　泪哭干了，她又一捧一捧地往坟上添着泥土，然后守在坟旁，坐了整整一宿。终于，在曙光重又出现的时候，坚强的邓玉芬重新站了起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邓玉芬来到亲人坟前，眼含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鬼子被咱们打败了，咱们胜利了！”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为保卫解放区，邓玉芬又毅然将身边唯一的六儿子任永恩送到了密云县支队。任永恩带着妈妈的嘱托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在1948年随部队攻打密云黄坨子伙会据点战斗中壮烈牺牲。

　　三次谢绝政府照顾

　　邓玉芬，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丈夫和孩子。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在生活上给了邓玉芬很好的照顾。

　　但邓玉芬却觉得自己给国家添了负担，感到不安。为此，她三次谢绝了县领导要把她的家迁到平原富庶地区的好意。1956年国务院内政部一位负责同志接她到北京去住，她去了几天就硬要回家，临行前工作人员陪她逛商店，要她买些需要的东西，但她只是饱了饱眼福，一分钱也不肯花。她说：“眼下不缺吃不缺喝，怎能再给国家添麻烦。”

　　1970年2月5日，邓玉芬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9岁。临终前，她嘱咐说：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10团的孩子们回来。

　　为了缅怀邓玉芬的英雄事迹，2012年12月，密云县专门在石城镇张家坟村修建了英雄母亲邓玉芬雕塑。雕塑中的她，眺望远方，盼望亲人和战士们胜利归来。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无数像邓玉芬一样的英雄母亲为国家舍小家，无私奉献。在平北、平西、冀东抗日根据地就有许多这样的人。平北红色第一村沙塘沟村村民闫来荣将4个儿子都送去参军；盘山砖瓦窑的杨老太太家里不知保存过多少抗日物资，掩护过多少子弟兵，她被誉为“八路军母亲”杨妈妈；密云农村党员张自明，将八路军留下的孩子小秀芳视如己出，本就不够的奶水都紧着她吃，自己6个月大的三丫头却因饥饿而夭折……

　　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看到了伟大的母爱情怀。她们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用行动树立起了英雄母亲的丰碑。（侯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