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尴尬及其它

陈仁川

     新时期的曙光和随之而来的万道彩霞，开始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为活跃的日子，他们从思想与艺术等文化层面，创造着自己的学术和文学艺术的辉煌（辉煌——这个用得最滥的字眼，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则是颇有创意的名词或涵盖很宽的形容词），一大批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再次证明中国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显示拥有知识与智慧的文化精英主导社会话语的作用。这个时期，以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高等学府等文化类型为主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感觉与所处社会环境有何隔膜，自然谈不上尴尬。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知识分子的文化特质——知识、智能、创造力与适应性、社会形态等等，总之文化形象，基本与传统延续的文化及其进展大体一致。那种“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教授下海卖煎饼之类的文化俗语和个别悖离现象，常常被知识分子解构，视为幽默的笑料。知识分子大多数保持操守，出没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面对现实纷繁的变化、形形色色的负面效应，亦如罗丹的青铜雕像《思想者》式的俯视众生，于思考中不断规划社会蓝图，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匡救时弊的社会良心。人们至今对柯云路触及现实的《新星》——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记忆犹新。

    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追求“铁肩担道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半个世纪中的文化精髓，同时构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动摇或偏离这样的文化轴心，必定带来深深的负疚感。张贤亮笔下“打入炼狱”的右派分子（《男人一半是女人》、《绿化树》），就其主观说本不该承担失去社会启蒙重任的罪责，却依然饱受灵魂不安的煎熬，反反复复运用马克思《资本论》解释自己的行为。当这样的负罪感深重的知识分子一经获得梦寐以求做自由人的权利，则仍如其他未“下地狱”的同类，继续坚持固有的人文理想，对信仰一往深情，对前途充满希望，不禁让人想起两千多年前的屈原。他们在充当代言人、疾呼科学与民主、呼唤人性人道复归，与迷信和愚昧誓不两立的神圣热情等等方面，人们可以立即想到“五四时代”群体式的文化先驱。这时的文学作品表现最显著的一个证据是：知识分子形象虽命运多舛；同时伴生着理想的光泽。质言之，知识分子还是大众心目中正面的、有份量的、思想闪光的人物。

    然而，站在九十年代以来的视角，捕捉与八十年代同质同构的知识分子形象，却是吃力不讨好并且成为梦呓般的事。人们很难从躁动的人群里、从千军万马“下海”的波涛中，一眼认准昔日（其实不过才一年或几年）的那些传统型知识分子。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话语、情绪、追求和生活方式、价值观，也许还能找到曾经的文化遗存，但绝不是几年或十年前的那类“知识分子”。社会转型期发生在中国终于揭开市场经济序幕时，接着以飞快的速度，举国膨胀商品意识。如同文坛仅用十多年走马灯似地转尽西方百余年此起彼伏的新流派、新主义，华夏大地也一股脑地演变着现代主义、后工业化社会能有的一切：高科技、高消费与享乐主义，商业化淹没人的个性，新的文明与新的愚昧，知识分子从来不曾见过、不能了然的社会竞争与金钱至上导致的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这一切顷刻间就将知识分子抛到潮流后面或边缘，仿佛世界一夜之间再也不需要谛听代言人的教诲，书斋的声音微弱到近于失声。评论者进而称之为“失语者”的人，首先是一贯指导人生灵魂的工程师——作家，表现落魄、茫然不知所以。最典型的例子是，向来迷恋乡土文明、善于从淳厚民风洞察人性纯美与神秘文化的名人贾平凹，转点混沌无望的城市，创作了令人难以捉摸的《废都》。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是“失语者”以冷眼对自我的拷问，这一次选择有其文化色彩，小说中一群甘愿堕落而致颓废的文人及其与美人畸形结合的“新”文人，象征知识分子对往日固守的“精神家园”因为被自己颠覆而陷入迷茫、困惑。令人吃惊的是这群文人已经没有“痛苦”，反而认为“废”即是人生对另一种文化——作品中的颓废、病态、变态文化（也是现实中某种真实画面）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与贾平凹的选择不同，年轻的作家王朔自觉地将知识分子引向世俗化，调侃近乎黑色幽默，毫不留情地替知识分子“卸妆”，直到一丝不挂、斯文扫地。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废都》中的“废”不同，而是变“俗”，人人清楚自己是商业主义大潮中的芸芸众生，不必清高，无须声明，更不用启蒙心智。知识只是谋生手段，与平民为伍，方可免庸人自扰。承认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知识分子才有活路；否则，怨天尤人、满腹牢骚或困惑痛苦或退隐“江湖”，不过是历代文人面对现实两难选择，一种习惯的文化归宿而已。

     九十年代的六年间，知识分子形象在“新生代”作家（出生于六十年代，写作于九十年代）那里，几乎人人变形为处于几种文化夹击而无法逃遁又无可奈何的尴尬人生。他们身不由己、半推半就地成了“文化边际人”。也就是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往昔对自己如鱼得水的文化群体单纯、执著的认同；他转而参与另一种与自己思想和心理不免冲突的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的文化群体，又不甘心完全成为其中一员。于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圈中陷入两难，不时暴露内心的不自在而无比尴尬。被评论界归属为“新生代”的女作家徐坤，在小说《热狗》里对这类尴尬的“边际人”有精彩的描写：专门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陈维高，仿佛是赤身裸体在家独自欣赏自我的人，到最后忽然一片灯光，四面原来全是观众的眼睛，他不知如何逃避才能脱离困境。这位已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按惯例会安于现状、自甘清贫、对家庭极尽责任、对名利地位无太多奢望；况且他已功成名就，还有政府给的特别津贴、住房也到了四室一厅。可是与这些被知识分子固有群体羡慕的待遇和成就同步而至的，是另一个文化群体或文化圈对他的诱惑以及他在诱惑面前的自我放逐。向来高雅、严肃的做学问的笔，如今大作低俗的捧场文字，而且获得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小鹅儿的青睐，使他禁不住心花怒放，最后竟然完成了做梦也想不到、不敢想的肉欲结合。这结果本来应该是陈维高之类口诛笔伐的东西；然而，他却从中找到人生的“甘露”，唯此才有了与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的“适应感”和“成就感”。在同美人“灵与肉分离的迷人境地”，昔日所谓“坚硬的情操”如溃堤般轰然坍倒，从此恍惚于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价值观念之间。他再也不能坚守原来的文化阵地，只好跟着感觉走，走在尴尬的困境中。

   《热狗》中的知识分子，在“快餐消费”式的世俗化、商品化的文化冲击中，灵与肉裂变，具有九十年代以来的特点。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于之前的恪守思想的启蒙者、屡遭政治挫折和生活不幸仍以崇高的人格“贞操”独立于世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将陈维高当反面或应予批判的对象，小说写出当下知识分子的失落、迷离和寻找别样文化的情绪、心态和欲望。知识分子不再具备居高临下、一呼百应或以其睿智、思想促成他人改变人生的能力和气魄，甚至他们自己也失去充当智者、导师的愿望。

    知识分子回到地面，与“俗”共舞，也许必须迎接不同文化反复撞击，不断调整自我，才可能找到新的出路。在跨世纪的现代中国，所谓知识分子似乎仅仅成为有学历、有文化的、能够以其知识为社会工作的一员而已；知识分子成为边际人的角色或许要延续扮演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的各种文化与文化群体并没有定型，精神文化快餐还会泛化于各种角落，知识分子有待重塑自我和追求新生。